“Z世代”通常指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人，也就是俗称的“95后”“00后”，他们已成为决定各国发展和影响国际交往的重要力量。

“Z世代”通常指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人，也就是俗称的“95后”“00后”，他们已成为决定各国发展和影响国际交往的重要力量。日本媒体报道说，“Z世代”在中国超过2亿人，而在处于“少子化”的日本约有1800万人。日本官方近期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日本“Z世代”对华好感度最高。多位日本年轻人和两国关系观察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对日本人看中国存在的“年龄温差”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强调，发展好两国“Z世代”的关系，就能把握住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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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观察中国的视角不同

日本内阁府去年底公布的“年度外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66%的受访者对中国“感到亲切”，较去年增加1.4%；其中，与60岁至69岁的13.4%、70岁以上的13.2%相比，“Z世代”中18岁至29岁的受调查者对中国“感到亲切”的比例为41.6%，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的平均值。

“这个调查结果令人感到欣慰且意味深长。”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长年在日本任教，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今天的日本课堂上，学生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有所变化，不是上一世代制造的与邻国的“领土议题”，而是主要围绕日元贬值、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以及“韩国人均GDP即将超过日本”等与本国民生息息相关的话题。他认为，从这个现象也能找到日本“Z世代”对华好感度增加背后的部分内在原因。据刘迪观察，与10年前比，日本年轻一代对未来的危机感明显增强，他们已失去“发达国家优等生”的自信，对国家经济停滞、数字技术创新落后、“高龄少子化”等问题日益严峻深感焦虑，同时也对日本政治领导力缺失等问题感到困惑。

围绕这个民调结果，共同社客座研究员冈田充日前在日媒刊发题为《“Z世代”对华有好感，不同年龄段为何好感度不同》的文章。他在文中剖析称，将日本或欧美的治理体系投射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以日本或西方的标准观察判断中国，这是很多六七十岁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亲切感”的原因，而“Z世代”的想法则有所不同。冈田充以教过的大学生为例说，日本“Z世代”没有经历过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他们还没出生时日本经济已开始陷入低迷，而在他们的成长期，中国又赶了上来。随着中日民间交往的加深，“Z世代”在学校或工作中经常可以和中国留学生或中国同事直接接触，这让他们可以从一种“对等”的视角观察中国。

冈田充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内阁府以往的调查也呈现出“Z世代”对中国感到亲切的倾向，只不过在中美对立、中日关系遇到阻力的大背景下，日本人在对华观感上的“年龄温差”明显加大。若在较长维度中回顾日本人的中国观即可发现，在日本对华开始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前一年（1978年），对中国“感到亲近”和“不感到亲近”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62.1%和26.2%，属于日中关系的“黄金期”。此后，虽然“感到亲近”的占比逐年下降，但在明仁天皇访华的1992年仍超过半数，达55.7%。1995年“感到亲近”和“不感到亲近”的数据首次实现逆转，分别为45%和51%，这也是中国开始飞速发展成为大国的时期。

“2012年日本‘钓鱼岛国有化’闹剧之后，对华好感度的‘年龄温差’开始凸显。”冈田充分析说，2012年11月的调查结果中，对中国“感到亲近”的“Z世代”和70岁至79岁人群的占比分别为30.1%和11.8%。这一数据在2019年发展成为40.8%和20.1%，前者是后者一倍的趋势自此固定化。

同样是去年底，西方一家媒体搞的民调显示，在全球56个国家中，韩国人的反华情绪最为强烈，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人占比高出日本10个百分点以上。不可否认，民调的方式和分析方法都会影响到结果。冈田充认为，日本通常采用家庭访问式的调查方法，但相比上岁数的人，“Z世代”平时不会老待在家里，因此，数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众的对华好感度。

对某一方面感兴趣，带来对华好感

今年25岁的木村隆来自大分县农村，他非常愿意和《环球时报》记者分享日本“Z世代”对中国的看法。木村隆说，2008年看北京奥运会的比赛让他认识了中国，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随着年龄增长，木村隆看到一个和印象中截然不同的中国——中国并不是一些日本老人和他描述的那样贫穷。特别是最近一些年，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TikTok等社交媒体受到全球年轻人的喜爱，他们打开手机便可看到一个丰富立体的中国。对超四成日本“Z世代”对华抱有好感这样的民调，木村隆并没有预料到。他坦言，确实身边有一些同龄人对中国的某一方面感兴趣，这或许是他们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原因。

木村隆说，中国先进的IT技术、悠久的历史文化、美味的菜肴都能引起年轻人对这个邻国的喜爱。就他个人而言，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大学时期。那时日本开始流行正宗的中国菜，在品尝、学做中国菜的过程中，他了解到美味佳肴背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木村隆后来还到中国短期留学，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喜爱。最近爱上品鉴中国茶和努力学中文的木村隆希望有机会还能到中国学习深造。

东京艺术大学设计专业一年级学生若狭谷理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年轻人对流行文化很“敏感”，特别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最近日本很流行中国游戏、中餐和中国美妆。在她的班级里，大家会讨论中国游戏《原神》，很多女生喜欢用中国美妆品牌姿色（zeesea），因为“颜色好看，包装盒也精致”。此外，东京繁华街头，中国品牌的广告牌也越来越多。她的话让记者想到，日媒最近两年经常刊登有关“韩流和中国风争夺日本‘Z世代’服装市场”之类的文章。

理纱出生于2002年，小学四年级时跟随父母来到中国。一家人在大连生活近10年，她直到高中毕业才回到日本上大学。这让她比一般的日本同龄人更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理纱平时还在一家专门教中国留学生的画室打工，她认为中国留学生非常喜欢与人交流，而且勤学好问。除了以一种“平视”的视角观察中国外，实际上，像理纱这样喜欢向同学推荐中国饮食文化的年轻人也扮演起沟通中日民间交流的桥梁角色。

客观存在的“年龄温差”

日本不同年龄的人对华好感度存在“年龄温差”，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刘迪分析说，“Z世代”生长于网络成熟的年代，能自由运用社交媒体双向交流，他们不仅接收信息也主动发信，这些年轻人更加关注本国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重构观察到的整个世界图景。他们观察到的中国，与上一辈人印象中的贫穷和落后形成强烈反差。这个“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技术进步迅速、社会高效运转，这些事实都让日本“Z世代”对中国感到好奇，迫切想要了解中国的秘诀，认为应该汲取中国的宝贵经验。

日本“Z世代”了解外部世界，需要更多直观、感性以及直接的交流。刘迪教授说，有一次，他让日本学生和中国留学生介绍各自的家乡。有中国留学生播放家乡发展变化的视频，日本学生看得“两眼放光”。刘迪说：“他们很自然地被视频里中国独特的风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便捷的无人支付等吸引了。日本年轻人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们能接受这样一个真实的中国。”

“日本民众比较容易受本国媒体影响，特别是电视台。”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曾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媒工作过的竹内亮非常清楚，那些“黑”中国的节目收视率更高，且收视群体的年龄层也比较高，特别是5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观众最喜欢看“黑”中国的节目。据分析，这一代日本人年轻时经历过日本战后的黄金时期，他们认为“日本最厉害，不可能被中国超过”。如果他们看到中国某些地方比日本好的报道，会有伤自尊感。他认为，并非所有的日本年轻人都会对中国有好感，相比之下，大城市的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对中国也最感兴趣。那些喜欢通过短视频学“中国风”的化妆方法和喜欢打中国游戏的高中生，对中国文化没有抵触心理。

两国“Z世代”交流深深影响中日关系未来

“Z世代”的中国观是否会受到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甚至日本右翼的影响？两国“Z世代”之间的关系，又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谈到这些话题，冈田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以“2ch”为首的网络论坛开始受关注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当时有机会接触互联网的多为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也就是说，当初被称为“网络右翼”的是以年轻人为中心。他分析说：“20多年过去了，尽管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但在日本，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的反而是老年人居多。有一点外界可能并不清楚，实际上在现在的‘网络右翼’群体当中，主力是中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什么‘网络右翼’的对华观感不好。”

冈田充说，中国留学生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本的校园里，网络上可以和中国年轻人直接交流的社交群组也开始增多。随着这种交流的深入，日本年轻人更加关心“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飞速发展”“中国动漫和游戏为什么能赶超日本”等话题，他们更愿意去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一味“厌华”或“与中国为敌”对日本没有好处。冈田充说，如果能继续推进中日“Z世代”交流势头的话，将为改善处于困境中的日中关系提供动力。

理纱认为日本“Z世代”不太会受那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更为丰富，关于中国的各种报道他们都能获取到，并有自己的判断。谈到如何让更多日本民众增加对华好感度的问题，她提的一个建议是，熊猫在日本属于“国民团宠”，因此 “用好熊猫这张牌”仍不失为中国在日本塑造可亲可爱形象的重要方式。

接受采访的日本人士大都表示，发展好两国“Z世代”的关系，才能更好把握未来日中关系的走向。正如竹内亮所说：“我们难以改变年龄大的那部分人的一些想法，因此，拍一些面向中青年群体的作品是我接下来的方向。”在谈及未来应如何促进中日之间的交往时，木村隆说：“这是一个难题，但必须要下定决心去做。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日本也有1亿多人口，两国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存在客观差异，交往时必须要彼此诚心实意。”

刘迪非常期待后疫情时代中日民间交流尤其是年轻人之间交流的恢复与扩大，因为这将有助于中日双方“平视心理基础”的构建。同时，刘迪也表示，中国更应该专注于自身发展，思考如何有效促进中日之间的交流。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Z世代’对中国的客观认知逐渐增多，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现象。或许我们无法改变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但我们仍有理由坚信中日两国的下一世代，将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融洽且友好的氛围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