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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文艺 | 龚曙光:蔡哥或者蔡文豪
2022-12-17 22:18:04 来源: 洛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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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展厅,我便看见了蔡测海。

一进展厅,我便看见了蔡测海。

观展人多,大厅里熙熙攘攘。蔡哥那鹤立鸡群的硕大背影,似乎并未随人流缓缓移动,而像一只信天翁,孤独自在地悬停在海面上。


(资料图片)

看展出来,我没叫蔡哥,而是朝他后背不轻不重捶了一拳。蔡哥也没立马回头,他掏出打火机,点燃手里的烟,吸了一口,才扭头说:你写建平的文章,活了!别人写不出。随之递给我一支烟,点上,问起我写他的文章。我摇摇头说:难产!说起来不可思议,一篇文章,写了近一年,每到一半就揉了,怎么都收不了尾。在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写文章素来手快,五六千字,通常也就一个晚上。

蔡哥说,也许是人太熟了。写文章就像谈情说爱,人熟了下不去手。说着诡异地一笑。他说你先前写的那些人,钟叔河呀,唐浩明呀,没一个人像我这么熟。你想想,我俩认识时,你才二十多岁。

想起第一次见蔡哥,是在边城吉首。一家朋友的咖啡馆,街边上,新装修,满是松木的味道。店里空空落落的,只有我俩一桌,在靠窗边的位置。好像是刚放暑假,或者是他刚从北大作家班毕业,我从济南,他从北京回了湘西。天已有些热,蔡哥却依旧是一套深蓝色的西装,领带打得很标准,是温莎结。那时节,会打这种结的人少,多数人还在把领带当红领巾系。我俩相向而坐,都靠着窗。傍晚的阳光从窗外流淌进来,琥珀色,很稠,流到哪里,都像镀了一层金。他的右侧浴在光里,金灿灿的。左侧却阴影着,看上去像一幅木刻。我想起在哪里见过一幅这样的木刻画,或许是一张黑白照片,久了,便有点像木刻。那是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是半身像,金丝眼镜,长衫,浅浅的笑,羞赧里透着斯文。眼前的蔡哥,除了高大些,其它都像。我分辨不出,这是湘西文人天赋的气质,还是对心中偶像的刻意模仿。那时,蔡哥已和沈先生很熟,间或会去先生家里蹭饭,拿作品请教,或者只是聊天,用他们老家的湘西话。

之前,我俩相约过无数回,总是要见了,便失之交臂。或许是爽约太多,见了面,反倒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把皮包里的烟掏出来,中华,软包,然后点燃,旁若无人望着窗外。窗外是一脉远山,山脊线很和缓,山却是层层叠叠的。太阳正向远处的山里落下去,满天的火烧云。咖啡馆里的灯还没开,满屋子的昏暗,便开始将光亮往外挤。蔡哥手里的烟头,一明一灭,像是对昏暗的无声抗拒。蔡哥到底开了口,说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要在台湾出了,你来帮我写序吧!我有些愕然,却没有推辞。后来我便写了,就是那篇叫《生命的告白》的文章。蔡哥先拿去台湾《联合报》发了,后来又发了《民族文学研究》,最后用在了他的小说集里。

再见面,蔡哥便塞了一沓花花绿绿的美金给我,说是台湾的稿酬,末了又补一句:比大陆和香港高多了。随后便邀我去打麻将,说正好三缺一。

我知道,除了写小说,蔡哥的爱好是打麻将。何立伟、王平那帮文友兼麻友,时常笑话他牌臭瘾大,说他写小说顺手了,要找人摸几圈,理由是犒劳自己,写小说不顺手,也要找人摸几圈,理由是惩罚自己。他们实在笑得多了,蔡哥便搬了胡适来应对,说我们校长那样一代文化宗师,都是每天都要摸几圈的。蔡哥谈文学,必说自己的沈二哥;谈麻将,则必谈自己的胡校长,北京大学这两位前辈,始终是他写作或娱乐的楷模。

平常打麻将,蔡哥也是西装革履,连领带都打得周正。往桌上一坐,手里摸牌,嘴里谈的却是文学,大多是他所读的文学新书。蔡哥阅读量大,且不止是浏览,常常有自己的新奇见解。当时听了,你未必能领会,因为蔡哥谈文学,总是一派书面语,听上去有点绕,但过后一琢磨,还真是独到精妙。蔡哥常说,北大没教会他怎么写小说,但教会了他怎么谈书。那天,他谈的是略萨。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西班牙文的人,却把《绿房子》的文本分析得头头是道,那架势,根本不是在麻将桌上,而是参加一个堂而皇之的国际文学研讨会。

牌局的结果,自然是蔡哥输,而且输得硬气,一盘一付,不拖不欠。先是从西装的内口袋掏美元,后来是从裤兜里掏港币,最后把皮包拉开,掏出一沓台币来。桌上的人都有点烦,觉得汇率算起来太麻烦,催他拿人民币来,或者找个人去银行兑换。蔡哥便说:你们这群土鳖,只晓得人民币人民币,难道美元港币不是钱哪?硬通货呢!当年法币、金圆券变成水,只有美元、英镑,硬得更黄金一样!懂啵?!一场牌打完,到底没见蔡哥掏出一张人民币来,扔在桌上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外币。王平一面收钱,一面调笑他,说蔡哥这是在嘲弄我们呢!我们挣稿酬,只有人民币,人家挣的却是美元英镑呢!蔡哥也不反驳,照例诡异地笑一笑,抽着烟。

蔡哥长我好几岁,平素见了,我都叫蔡哥,立伟、王平那一伙,则有时叫蔡哥,有时叫他蔡文豪。

被叫蔡哥时,他会扬起脸来,摘下厚得像啤酒瓶底的近视眼镜,冲你抿嘴一笑,算是应答;被叫文豪时,他则窘得一脸通红,仿佛年少时使劲撸着的裤子,被人恶作剧地一把扯到了胯下,结结巴巴半天憋出一句话:你莫日弄我!日弄是他老家湘西话,大抵是戏谑捉弄的意思。立伟说:你别听他讲莫日弄莫日弄,蔡哥一生做的,都是文豪梦。其实我知道,他们那批作家,谁又没有做过文豪梦呢?只是文学在蔡哥心中,一直神圣得不可侵犯,更不可替代。立伟会去作画搞摄影,少功会去编杂志,残雪会去写哲学著作,运宪会去下海作生意,只有蔡哥,对文学不离不弃。蔡哥偶尔也会跟我说,最近又在跑什么项目,做什么投资,甚至还在老家弄了近两千亩地,种了多少杜仲,值多少钱。但大体都是嘴上说说,他的心思和面子,始终都在文学上。你若说他项目不行,他只嘿嘿一笑,你若说他哪篇小说不行,他会胀红着脸回怼:你晓得个卵!那是他唯一的粗口。不到十分伤心动气的份上,他不会说这种粗痞话。

我一直认为,蔡哥是一位天分极高的作家,属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类。他在湘西老家时,当老师,当医生,当铁路民工,并没有多少文学的积累和训练。别的湘西作家起步,大多都因为沈从文,而他,到了北大作家班,才正经八百读了沈从文的作品。他写的第一篇散文《刻在记忆的石壁上》,就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写的第一篇小说《远处的伐木声》,就得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他的创作,如同火山喷发,虽然中间也有间隙,但一到喷发期,便红透半边天。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如最近这三四年。

年逾六旬后,有一段蔡哥颇沉寂,偶尔在群里发一两篇短文,更多的是那种金句式的读书心得,睿智、精到、别开生面。但说到底,那只是老作家标明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的文坛惜别。我正如是想,蔡哥便打脸似的,创作突然火山复活式的爆发,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滚木礌石般砸过来,令你应接不暇躲闪不开。《芙蓉》杂志先是刊发了他的几个中短篇,接着推出了他的小说长篇《地方》,随即又出版了单行本。这种力度,无疑已属现象级作家作品的操作。

令我惊讶的是,无论篇幅长短,蔡哥的文字,没有丁点老态。这些小说意象充盈,生鲜灵动,圆通而无俗气,爽静而不干瘪,行云流水却不失顿挫,如歌如诗却不失沉实。真没想到,他竟在明清白话体和现代翻译体之间,杂糅出了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风格,一种兼备笔记体圆通老到和翻译体的诗意盎然,灵性十足弹性十足的顿挫短句。每一句都空灵,似无具体所指,句与句,亦无清晰的逻辑关联,叠加在一起,却又构成一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意义场。你可以说那是关于生命的诗性体念,关于命运的哲学领悟,关于天地山川的时空对话……但似乎又不止于此。在简单的故事、寻常的人物之上,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域。

这些小说中,语言是与故事相伴生的另一种现实,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渗透,构造了一个生命的时空交汇点——三川半。这是一个马孔多小镇式的文学场景,是一道山坳、一个村寨,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双重意义上被定义的地方。蔡哥的小说,一直很强调空间感,最早是乡下人从山里走出去,后来是城里人从山外走进来,再后来是找到了一个地方,既出去又进来,既不出去也不进来,地方变成了山里与山外的复合体,虽然小得如一个点,却又大得如同宇宙洪荒。蔡哥的空间概念,从来都带有时间性,山里代表过去,山外代表未来,而三川半,则代表过去和未来的重叠和消失,是瞬间也是永恒。

终于,蔡哥写像了沈从文的诗化湘西,却又逃离了;写像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却也逃离了。在文本的意义上,他似乎真有了些文豪相。我很欣喜、很郑重地嘱咐《芙蓉》杂志,多作几场新书发布会和对谈,用力推一推。

过了几天,《芙蓉》主编陈新文回复我,蔡哥不愿作推广,社里安排了几场对话,悉数被拒绝了。我想,或许因为蔡哥耳背,担心对话接不上,彼此尴尬。新文说不是,因为蔡哥对他讲:作家写本书,譬如树木开朵花。开便开了,落便落了,哪里用得着满大街去吆喝?有人看到,那是看得见的缘分,没人看到,那是看不见的缘分,横竖都是缘。

蔡哥这番话,着实将我震慑了。虽然他从来都认为文学是件极专业的事,不愿意俯就非专业读者,但能把与读者失之交臂视作一种缘分,这境界,岂只令人刮目相看,简直让人须仰视才见。

有好一阵子,我怀疑蔡哥先前沉寂的那些年,不是躲在家里读书写小说,而是和李叔同一样,跑去庙里念经修行了。文坛这些年,但凡有了些声名的作家,都对弘一法师顶礼膜拜,甚至不时听说有人去了山里庙里,似乎艺术的终极归属,便是放下、解脱、皈依佛门。

没多久,大约是今年春节里,网上刷屏了一则声明,署名是蔡哥,矛头直指《芙蓉》杂志,说是要与之绝交云云。因为我还任着该刊编委会主任,朋友们纷纷转过来:

“今年虎年,人生虎气。第一件事便是拉黑《芙蓉》,从此不与该杂志有文字往来。写了几十年,不差几个字。”

果然是老虎发威的架势,措辞斩截,没半点拖泥带水。蔡哥说声明要连发三次,便真的发了三次。看得出,他是执意要把这件事,弄得文学圈人尽皆知。朋友以为,是我什么事得罪了蔡哥,和他闹了大纠纷。起初我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无意之中冒犯了他。“不差几个字”,究竟指的是什么?难道是杂志退了他的稿子?即使是,名作家被刊物退稿也是常事,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三十多年的朋友,就这样说翻脸就翻脸,说绝交就绝交?我真觉得,蔡哥是长了些文豪脾气!当然,事已至此,也便由了他去。后来碰到新文,一问,原来他新近写了一篇文章,是《芙蓉》去年的年度综述,其中只字未提蔡哥,原因是这一年里,蔡哥没在《芙蓉》发作品。

万众吃瓜的一桩文坛公案,到头竟是一个乌龙球!我本想打个电话给蔡哥,又怕他心气高脸皮薄,弄得尴尬下不了台。我猜想,他虽不在意普通读者的多寡,但文学圈、专业人士的看法,却看得很重。新文是杂志主编,又是老资格诗人,在他手上发了那么多小说,竟只字不提,怎么说都是打脸。而恰恰是这张脸,蔡哥看得重若性命。

后来蔡哥有微信来,说是新的中短篇小说集,还是交给新文他们出。虽未提及声明的事,这姿态,大概就算和解了。蔡哥就这样,他不会认错打自己的脸,他会让一切看上去云淡风轻,似乎早前的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压根就不曾有过。他还说,要请少功、立伟和我写点文字,用到新书里面去。末了更是毕恭毕敬地说:先谢过了!这礼数,任你有多少理由、客套或推脱都开不了口。

稍前立伟已有一篇写蔡哥的文字,正好作了序言;少功亦雷厉风行,一挥而就交了稿,印在封底作了推荐语;只有我琢磨来琢磨去,错过了写几行字便可交差的时机。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正正经经写篇文章,就像三十年前写他那样,也算是送佛送到西天。

我告诉蔡哥这一想法,并相约动笔前见上一面,聊聊他近几年的创作。毕竟,大约有十多年,我俩没在一起聊文学了。蔡哥自然是高兴,说现在天气太热,等凉爽一点了,兄弟俩一起,好好喝餐酒,边喝边聊搞半天。谁也没想到,今年的夏天会热得如此劲爆和执拗。我给蔡哥打电话时,季节刚入夏,天气也才转晴,接下来气温便一路飙升,直挺挺不肯回头。待到酷热沉降,已经时过中秋了。

我们相约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靠湘江,坐在落地窗边,透过绿化带,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江水和月亮岛。他照例靠窗一坐下,便掏出香烟放在桌上,依旧是中华,软包。他依旧叫了杯咖啡,我依旧点了杯茶。我们依旧没有多少话说,各自望着窗外,看江,看岛,看岳麓山。他带了一本书给我,是胡适的一册影集。封面上的胡适,着棉袄,双手抱在前胸,笑容坦诚慈祥。那日,蔡哥也穿了一件灰色的薄棉衣,宽舒随意,看上去竟有几分像封面上的胡适,也只是魁梧高大了些。窗外,天阴沉着,有薄薄的雾霾。室内的光线,亦柔和暗淡,不似那年在吉首,有那么明暗的光影对比。蔡哥没说为何送我这本书,我也弄不清,是因为书名所引的那句古诗,还是他近来以胡适自喻自况?诗是顾炎武的,“远路不须愁日暮”,五十寿辰时,胡适曾手书以自勉。或许,蔡哥是想以这句话来激励我吧?毕竟,我也是年届六十的人了。蔡哥一直没谈自己的作品,却谈了哈耶克、阿伦特,还有维根斯坦。语言于他,似乎是一道魔咒,他纠缠其间出不来。有时他仿佛向我发问,有时又像是自言自语。听上去很哲学又很生命,是那种完全不像聊天的书面语……

画展还有一个研讨会,蔡哥和我,都是被邀的嘉宾。这种艺术研讨,除了礼数上的恭维,基本上自说自话、鸡同鸭讲。蔡哥坐在那里,如一个打坐的和尚。别人说什么,他耳背听不清,而他发言时,又如同念经,绝大多数人也听不懂。他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人种艺术——邹建平的艺术作为》。他择要讲述其中的内容,我却很震撼,他关于艺术语言与人种生命体念的关系,几乎就是他小说创作的夫子自道。“侍艺术,如侍严父慈母;侍肉身,如侍舟楫,身体力行,过静水深流,浮于苍海,得禅悟,大漠复活,传世圣言,万物有声,有形,有生命气息,有鬼神歌哭,造物方成。”

完全不像在会场、在展厅、在车水马龙楼宇林立的都市,而是在河畔、山巅、在高天厚土之间、在他称之为“地方”的地方,他独自坐在那里念经,念自己的心经、艺经、万无万有之经。亲临过这种天地法会,聆听过这种身心经诵,再读《地方》,再看蔡哥,还真不知道,究竟该叫他蔡哥,还是蔡文豪?蔡哥这人,一如他的小说,确实很难归类定义。不归类,他似乎左右逢源,说谁是谁;一归类,反倒左右不靠,孤伶伶就是他自己。

说到底,是蔡哥也好,是蔡文豪也罢,能始终如一做自己,便好!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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